陳新興：與土地無關的事 ——憶父親陳庭元
陳新興
陳庭元
父親陳庭元離開我們已經(jīng)兩年多了。他走的時候，面容安詳，似乎在微微地笑。他從大地走來，又向大地奔去，完成了一個不俗的輪回。因而，他最后的微笑，應該是“風雪夜歸人”愜意的笑！但在我和家人的記憶里，更多的卻是他“與土地無關的事”，是“痛并快樂著”的笑。
作為長子，我隨父親時間最長。1973年至1975年,父親在鳳陽縣小溪河公社齊營大隊蹲點,代表滁縣地區(qū)在那里干了三年路線教育工作隊。1975年父親讓我暑假跟他去鳳陽農(nóng)村體驗生活。這是我第一次到鳳陽，一個月時間玩的挺開心，記得地主（成份）出門都要到大隊部向工作隊請假�？祀x開時，父親特意安排我去一位地道的貧農(nóng)家吃了一頓飯，中年貧農(nóng)告訴我，他們這里1960年人吃人的事都發(fā)生過，當時我嚇了一跳！這頓飯不怎么好吃。但通過這頓飯父親讓我得到一次憶苦思甜的教育。這就是我對鳳陽最初的印象。1977年底，父親出任鳳陽縣委書記，我也轉(zhuǎn)學到鳳陽讀書。為了表明“扎根鳳陽”的決心，1978年，父親將全家搬到鳳陽。1984年，父親從鳳陽回滁縣地區(qū)任職（仍兼著鳳陽縣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我也調(diào)回滁州。1986年4月，父親到省人大任職，我到合肥讀書……此去經(jīng)年，我一直跟隨父親，因而最了解他，讀懂他。在為父親整理資料、準備編書時，父親的音容笑貌，總在腦海中閃現(xiàn)、放大。他的人生經(jīng)歷，他的性格品行，他的功過是非，媒體報刊多有評論。這里，我只想根據(jù)回憶，再說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還原一些事情的真實，擺擺父親“厚道人、實在人”的那些事兒！
歷史是由細節(jié)組成的；細節(jié)的真實就是歷史的真實。
父親的性格，決定了他的人生經(jīng)歷是坎坷而“多彩”的。當年的“反右傾”運動，各地均按照“政治運動”慣例，在本部及下屬中尋找“彭德懷代理人”。是時，父親是滁縣縣委副書記、縣長。他在1956年合作化時期就主張“入社條件不成熟的，暫時可以不搞”；他看到農(nóng)民的余糧被征收過多，便在縣委提醒同事“有些地方農(nóng)民的糧食賣過頭了……”這些坦蕩言論，都被一位擅長“窩里斗”的縣委干部偷偷記在本子上。1958年，父親反對將農(nóng)民調(diào)去煉鐵，59年又為農(nóng)民缺糧唉聲嘆氣。這樣，到了59年底，那“小本子”一攤，“彭德懷在滁縣的代理人”也就非他莫屬了。那年，父親年僅30出頭。
30多歲的壯年縣長，被不明不白地關進“黑屋子”，內(nèi)心是怎樣的煎熬和憤懣！他困獅猶斗，趁月黑星稀，破窗而逃，打算回蘇北老家做個種田吃飯的農(nóng)民。到了鹽城，他與大群離鄉(xiāng)討飯的農(nóng)民擠在了一堆，聽著那些饑民的哀嘆和抱怨，他那農(nóng)民情結(jié)中最柔軟的部分被再次觸動，不屈的性格之火被再次點燃，“不管那些了”——他毅然返回滁縣，打算找當權(quán)派擺事實、講道理。但是，面對“道不同，難以為謀”的當權(quán)派，他無法拯救災民，更是救不了自己……沒承想，二十年后，鄧小平搞農(nóng)村改革，向舊的農(nóng)業(yè)體制宣戰(zhàn)，打頭陣的，竟然就是朱元璋的老鄉(xiāng)、安徽鳳陽縣18戶農(nóng)民搞起的“大包干”。是年，鳳陽縣委書記，正是這位當年的“彭德懷在滁縣的代理人”陳庭元。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1977年12月，父親被任命為鳳陽縣委書記。當時鳳陽農(nóng)村非常窮，人際關系比較復雜，沒人愿意去那里任職，據(jù)說是省委組織部一位副部長點的將：聽說陳庭元很能吃苦，天天徒步在鄉(xiāng)下跑……對此，父親明知是個“苦差”，暗自卻是高興的！因為當過滁縣縣長的他，在地區(qū)農(nóng)業(yè)局“閑”了七年，他太想干事了；“這是一個機會，不能錯過�！钡搅锁P陽后，他也打趣道：“這是最后一站，不成功，便成仁�！币虼耍叭淌яR，焉知非福”在父親身上得以驗證——鳳陽及其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父親的抱負施展提供了“天時、地利”。
關于鳳陽“大包干”的事，選編文章敘述的非常詳細了，我只想再作一點細節(jié)補充：1978年小崗村“明組暗戶”，被當時的梨園公社書記張明樓發(fā)現(xiàn)，對小崗村采取了“三不給”措施（不給種子，不給化肥，不給貸款），這事很快被天天在鄉(xiāng)下跑的父親發(fā)現(xiàn)。1979年4月15日下午，父親在小崗跟張明樓說：“他們（小崗村）都窮得灰掉了，讓他們干吧，干到明年，如果‘不好’，再糾正過來�！睆埫鳂钦J為這樣干違反了黨的原則和國家憲法，就說：“你允許他們到戶干，那你寫個條子，不然你屁股一拍回地區(qū)（滁縣地區(qū)）工作了，責任還不是我們承擔嗎？”父親說：“我代表縣委同意的，只能干,不能說。寫什么條子！”后來我問父親，你當時為什么不寫個條子呢，若寫了，歷史“價值”也不得了！他說“當時的形勢下不能寫，因為爭議太大，還不明朗……但我知道這種辦法肯定能干好；支持‘小崗’這么干的決心是堅定的；其實當時我還有個策略,在沒摸清上級領導對‘包干到戶’的態(tài)度時，有時硬在嘴上，軟在心里；表面上講幾句‘不允許到戶干’，實際上‘睜一眼閉一眼’，這種情況是有的。”
關于“大包干”一詞的由來，記得1998年中央電視臺“新聞調(diào)查”記者長江采訪父親時，攝像機剛開，父親就吟誦起來：“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遍L江問：“這是你編的嗎？”父親說：“不是我編的，是鳳陽老百姓編的�！睋�(jù)吳庭美（時為鳳陽縣委研究室工作人員）等人回憶：在1979年2月14日—20日的縣委“四干”會議上，梨園公社石馬大隊書記金文昌在小組討論上提出，他們大隊有個小賈生產(chǎn)隊，全隊分4個作業(yè)組，年底分紅時，該給國家的給國家，該留集體的留集體，剩下的歸小組分配。大家認為，這種辦法比“聯(lián)產(chǎn)計酬”更好，干部群眾容易接受，但是必須給這種責任制起個名稱；既然它是采用“包到底”的辦法，干脆就叫“大包干”吧！“大包干”一詞就這樣在會議代表的七嘴八舌中誕生了。父親確認：“大包干”這個詞應該是鳳陽干部群眾創(chuàng)造的，不是某一個人的“專利”。
據(jù)父親回憶，關于“大包干”，還有一件“偶然見之于必然的趣事”。節(jié)錄如下——
1979年6月5日，正值麥收完畢，萬里來到了鳳陽。在縣委招待所的小樓里，他聽取了我(注：陳庭元)的匯報。
萬里問：“什么是大包干？”
我回答：“鳳陽生產(chǎn)責任制的主要形式是‘大包干’！而‘大包干’的主要內(nèi)容簡單說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碑敃r鳳陽實行大包干的已占農(nóng)戶總數(shù)的80％以上。
萬里又問：“實行大包干效果怎樣?”
我說，老百姓對大包干的評價編了順口溜，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眾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個人富，集體富，國家還要蓋倉庫�！�
聽著老百姓創(chuàng)造的順口溜，萬里書記大笑起來，大聲對我說：“那好!老陳，我就批準你干三五年……！”
萬里的支持，使父親的膽量更“壯”了。1998年5月18日，我在《農(nóng)民日報》上讀到一篇由張廣友、韓鋼記錄整理的《萬里談農(nóng)村改革是怎么搞起來的》文章，覺得萬里的一段話很有意思，便讀給父親聽：“……至于鳳陽小崗的包干到戶，開始是悄悄搞的，縣委書記陳庭元先發(fā)現(xiàn)，幫他們瞞上不瞞下，地委也不清楚，我后來知道了，也是睜一眼閉一眼，去考察時還加以鼓勵�！备赣H聽此，由衷感慨道：“萬里同志是非�？陀^的！”
關于為“大包干”報戶口一說，父親也是自有“說法”。每有干部來看望，或有記者來采訪，在夸贊父親是“有功之臣”時，父親總是中肯地說：“上一級黨委的支持，特別是萬里同志的支持，是‘大包干’能活下來的關鍵！”萬里同志也說：“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支持與肯定，即使安徽為‘大包干’報了戶口到中央，也要被注銷掉……也還是地方糧票，成不了全國糧票�！逼淙似溲�，“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唯物史觀，略見一斑。
1979年11月我從鳳陽當兵入伍，父親趕到臨淮關車站來送我，有淚從來不輕彈的父親，這次竟然哭了。1980年春節(jié)，父親帶著全家來到江蘇無錫看我，我們連長郭金榮是浙江人，他聽了一些安徽兵的言論，曾經(jīng)告訴我，你寫信告訴你父親，鳳陽農(nóng)村這種干法是“倒退”。因為當時我對這事不甚在意，對連長的這句話也沒“深思”。我父親到了連隊，連隊干部陪同吃飯時，父親不時地問：“鳳陽現(xiàn)在可有到這邊要飯的了？”“現(xiàn)在鳳陽農(nóng)民有飯吃了，不會再出來要飯了！”其得意之情，竟如孩童般溢于言表。但是，連里干部、包括我在內(nèi)，似乎沒有一點感觸�，F(xiàn)在想來，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啊！
幾十年后我才真正懂得，父親當時的內(nèi)心喜悅，著實來源于他對“歷史的寫就”。
被胡耀邦總書記稱為先知先覺者之一的胡開明，也是當時安徽省委里支持大包干的堅定者。父親對他印象深刻，說他真是一位開明的好老頭。在朱莊撰寫的“壩上曾有個胡開明”一文（1999年第5期《人物》雜志）中有一段意味深長地描寫：“1979年末，胡開明（兼任省委農(nóng)委第二書記省農(nóng)委第一書記由萬里兼任）來到了鳳陽小崗村�？h委書記陳庭元向他介紹了小崗村秘密‘包產(chǎn)到戶’的經(jīng)過，試探地問：‘如果指責小崗村是搞資本主義復辟，又怎么能洗刷得清？’胡開明爽朗一笑：‘且不說這算不算資本主義，退一萬步講，即使一個生產(chǎn)隊在搞資本主義，又怕什么，不就區(qū)區(qū)一個隊嗎！我看吶，就讓小崗村走下去，看它有多大能耐，能把社會主義搞垮”。這是一段志同道合者的對話，多么默契��！
父親是位風趣的人，有很多愉己、悅?cè)说脑亍ｘP陽“大包干”出名后，父親被很多文藝界、新聞界造訪，接觸的人和事非常“寬泛”。有什么名人趣事，回家總是要津津樂道——當年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媒來安徽，黃山不去，非去鳳陽，說是要看看農(nóng)民“到底活得怎樣”；著名女導演董克娜當年在鳳陽拍一部《巨瀾》電影，女主角是演過《春苗》電影的李秀明，當時的鳳陽縣解放軍坦克學校白校長是李秀明的老公公，他讓我父親陪他去皇陵拍攝點“探班”。董克娜導演說李秀明這兩天身體不好，我父親不管不顧地坦言：“李秀明生病臉色的確不好看……�！辈痪�，上海電影制片廠又來拍一部《故鄉(xiāng)春曉》電影，導演叫葛鑫，演員有方青卓、嚴順開、牛犇等。因葛導與父親是蘇北老鄉(xiāng)，便帶著方青卓等演員來我家看望。是時，方青卓還是不甚出名的青年演員。幾年后父親出差上海，竟然在街上遇見了她和男朋友，“他鄉(xiāng)遇故知”，真的是“不亦悅乎”。還有一次，父親陪一位新華社記者下鄉(xiāng)采訪，記者告訴我父親：“我兒子就是演《駱駝祥子》的張豐毅……”其時，父親根本不知道張豐毅是誰，回家問我，才恍然大悟，自嘲地大笑不已。
1983年6月，父親從北京開會回到鳳陽家中，帶回一張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合影照片，照片上一個漂亮女孩很是“奪眼”，我問父親“這女孩是誰？”父親說：“是黃梅戲演員馬蘭……這個女孩挺有個性，有時不太服從代表團的演出‘安排’，是個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人�！焙髞砦业绞‰娨暸_工作，近距離接觸過馬蘭，果不其然，確實有個性。
一天忙到晚的父親回到家里總會說一點輕松的事：今天接待《瞭望》周刊記者熊蕾，她是鳳陽人熊向暉的女兒；遼寧沈陽魯迅美術(shù)學院一位鳳陽籍版畫家朱鳴岡回到家鄉(xiāng)，父親熱情接待。這位新中國美術(shù)教育事業(yè)奠基人之一的老教授看到鳳陽農(nóng)村的變化，很是激動，欣然為我父親畫了一幅畫； 2006年11月下旬，著名作家魯彥周去世，行動不便的父親得知后，特意讓我去辦個花藍以表哀思。他和魯彥周1982年同去參加中共十二大，有過和諧的交往；開全國六屆人大，與作家陳登科更是熟悉，同是蘇北人、與陳夫人還是一個縣的同鄉(xiāng)呢！
1998年8月，《第一屆朱元璋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在鳳陽舉辦，參會的有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他當時是研究明代歷史的，父親也參加了此次研討會。回來后對我說：毛主席的孫子毛新宇很胖，很有“意思”：吃飯時趁照顧他的阿姨不注意就趕快‘偷’吃幾塊紅燒肉（因阿姨嚴格控制毛新宇吃肥肉）；席間，毛新宇要父親的折扇，說是他有“收扇子的習慣”，父親亦欣然相贈！
父親的娛樂與詼諧，加上他的正統(tǒng)與睿智，構(gòu)成了他“行事、待人”的獨特風格。新華社記者張碨曾用日記形式作過“很值得玩味”的報道：1982年2月21日晚上，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特地到招待所看望來鳳陽實地考察采訪的英國《衛(wèi)報》記者吉廷斯先生，并問他到農(nóng)村采訪的觀感。吉廷斯難以抑制內(nèi)心的激動，說：“社員對我很熱情，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過去總以為知識分子懂道理，有禮貌，其實，農(nóng)民也是有知識，懂禮貌的。”他又說：“我看到鳳陽變化這么大、變化這么快，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當然，我也沒有想到農(nóng)村這樣苦，這樣落后！”
接著，吉廷斯先生與陳庭元書記進行了坦誠而又深入的對話——
吉：“你所領導的生產(chǎn)責任制，都干得很好嗎？”
陳：“還有不足。了解現(xiàn)在，必須了解鳳陽的過去。過去社員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如今，已近300元。糧食產(chǎn)量三年也翻了一番。但距更高的要求，還差得很遠。明年，不，今年就會有更大發(fā)展�！�
吉：“開始實行，有沒有人反對？”
陳：“有不同看法。有人曾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應看到所有權(quán)屬于誰；我們是集體所有制，農(nóng)民對土地只有使用和生產(chǎn)的權(quán)力，沒有買賣的自由；還有，我們是按勞分配的，并且服從國家統(tǒng)一管理；現(xiàn)在，看法慢慢統(tǒng)一了；中央一再講允許實行多種形式的責任制�！�
吉：“這個制度實行二、三年了，時間還太短。再過二、三年，相信你們會總結(jié)經(jīng)驗……你估計將來會發(fā)生什么新問題？”
陳：“估計會出現(xiàn)新的聯(lián)合�，F(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一些苗頭，有三種形式的聯(lián)合：一是以生產(chǎn)工具為中心的聯(lián)合；農(nóng)民熱心購買拖拉機，已聯(lián)合購買大型拖拉機28臺，小型拖拉機1382臺，進行脫粒、噴灌等操作；二是生產(chǎn)上的聯(lián)合，如育苗，炕煙、養(yǎng)魚等；三是農(nóng)業(yè)技術(shù)上的聯(lián)合，還出現(xiàn)不少專業(yè)戶�！�
吉：“農(nóng)戶承包，各家條件不同，是否會產(chǎn)生兩極分化？”
陳：“不存在兩極分化。農(nóng)民依靠勞動所得，收入的差別是有的。條件差的，也在增收，不過步子比條件好的、增收多的慢一些。只有存在剝削被剝削，才會造成兩極分化�！�
吉：“過去大型活動由公社統(tǒng)一組織，現(xiàn)在是否會無人負責？”
陳：“燃燈公社修建水庫100華里的渠道，采取收益隊、戶分別按段承包的辦法，一個春天便完成了……問題是要有人去組織。農(nóng)民只要感到有利，是會樂意參加集體活動的�！�
吉：“據(jù)我看，你們是想把農(nóng)村恢復到1955年以前，初級社比高級社、人民公社好，是不是？”
陳：“現(xiàn)在看，初級社是比人民公社好。過去確實走過一段彎路。至于是否要恢復到當時那樣的形式，卻不一定。將來很可能有更新的更好的形式。”
父親與吉廷斯的交談，一改往日那種“順口溜”模式，從政策、大局出發(fā)，邏輯清晰，用語準確，成為父親工作風格的“另類版本”。
1982年9月，父親出席黨的十二大后趕回鳳陽，在接待四川省委書記楊萬選、副省長管學恩時說：“怎么把經(jīng)濟‘搞死’，我們輕車熟路；而要‘搞活’，則是很不容易�！贝苏Z不僅是對計劃經(jīng)濟體制弊端的簡要針砭，更是反映出父親一貫堅持的“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思想品格。
1984年6月，根據(jù)萬里指示，父親帶領鳳陽縣部分干部去浙江金華考察畜牧業(yè)，我有機會隨行。途經(jīng)杭州，我們在西湖景區(qū)游玩，父親悄悄一人去岳飛塑像前照了一張像，回到滁州，照片寄來我才知道。我問他“為什么要照這張照片？”他說：“岳母在岳飛背上刺的‘精忠報國’是我遵奉的信條！”
父親常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對人民負責，天經(jīng)地義。”在我們小的時候，父親從來就不回避老百姓，家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不管什么時間，只要有人來找，不能擋駕，睡覺也要喊醒，農(nóng)民更要善待。這種習慣一直到去世前也沒改變。
也許是鳳陽出過朱皇帝的原因，當?shù)乩习傩疹H有些“皇城根兒撒泡尿”的味兒。80年后，農(nóng)民日子好過了，常有農(nóng)民到家里找父親批點木材、磚瓦、水泥等等，其稱謂往往不是“陳書記”，而是“老陳”，我聽了不舒服，認為有點“老滋老味”……父親則說，這是農(nóng)民不把你當外人、親近你的表現(xiàn)。1984年8月2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視察鳳陽大廟鄉(xiāng)后楊生產(chǎn)隊，當時的糧食大戶楊錦禮對趙紫陽說：“老趙，生產(chǎn)資料價格漲得太快了”；臨走時，楊錦禮又說：“老趙，明年再來看看……”趙紫陽回答：“生產(chǎn)資料不漲價，我還來。”當時趙總理的隨行人員怪怨父親：你們鳳陽農(nóng)民一點禮貌也不懂，怎么能稱總理“老趙”呢？父親解釋道：“鳳陽農(nóng)民喜歡用‘老’來稱呼你，非常尊敬你才這樣稱呼……。趙總理隨員作點頭恍然狀。父親回憶說，當時趙紫陽聽到農(nóng)民這樣稱呼他，表情一點也不意外。趙總理非常平易近人，父親在縣委小樓向他匯報完工作后提出請求，說是“縣里機關干部想見見總理”，趙紫陽欣然同意，并打趣道：“跟電視上看到的應該一樣吧！”……見干部群眾從小樓排到了縣委大門，趙紫陽就沿著歡迎隊伍招手致意，一直走到大門口。如此，可把中央警衛(wèi)局的人嚇壞了！
父親曾跟我說過，1971年9月，他陪滁縣地委負責人去北京見到過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還有“零距離”觀察和接觸過的，如胡耀邦的務實、趙紫陽的平易、萬里的果敢、張勁夫的修養(yǎng)等，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為他以后“仿之效之”的“品格偶像”。他還為沒拿到與時任副總理朱镕基的“合影”而抱憾！他去過萬里家數(shù)次，卻沒與萬里合過影。記得父親在1992年去北京找萬里要救災款，我提醒他：“到萬里家一定要合個影留念”，結(jié)果他讓帶照像機的母親在萬里家門口等候，他匯報完工作就帶著母親離開了中南海。事后我怪怨他：“明知退休前最后一次機會，卻不想抓住……”現(xiàn)在想來，這可能就是父親簡單而復雜的個性使然吧！
父親解放前讀過10年私塾，在工農(nóng)干部中算得上是個“文化人”了。既算個“文化人”，父親也就欣賞“文化人”，因而也喜歡與記者、作家交朋友。香港《大公報》原副總編陳彬、新華社記者尤淇、張萬舒以及作家徐子芳、公劉、溫躍淵、賈夢雷等，都是父親的好朋友，有的好到可以“無話不談”！上海社科院的王振民、桑雪嶺九十年代初到壽縣采訪（水災）與我相遇，得知我是陳庭元兒子后，滿懷感觸地說：“我們跟陳庭元學會了怎么去了解農(nóng)民，怎么去理解農(nóng)業(yè)……”
父親交朋友，大多是普通百姓和一般干部，或是文化、性格、脾氣、道德“向往”相對一致的人，沒事很少往上級領導家跑。唯有一位例外，就是北京軍區(qū)原司令員周衣冰。父親說，周司令是位講情義的人，與周司令之間的友誼是跟鳳陽有關系的：周衣冰曾是“堅持鳳陽山”的游擊隊領導人，與鄭老(鄭銳)都曾是建國前夕的鳳陽縣委負責人。父親每次進京，周司令都要請“家鄉(xiāng)的父母官”到家里吃飯，有時有部長陪，有時讓年輕的安徽籍將軍陪。1992年，父親去北京找萬里要救災款，又受到周司令的邀請，這是父親最后一次到周司令家吃飯。不記得從哪年開始，周司令年年給父親寄上一份掛歷，附上一封信，祝賀新年。2007年父親去世，周司令獲悉后，第一時間傳來口述唁文，以表哀悼和慰問。至今，周司令秘書仍在年底寄上一份新年掛歷，這讓我們?nèi)腋心钣屑�！一份新年掛歷寄了二十多年，真的不容易��！
1993年當選為安徽省人大副主任的江澤慧，是江澤民主席的妹妹，60年代后期曾從省農(nóng)學院下放到滁縣。當時，父親是滁縣縣長，他們是“下放干部”。在縣委大院里，我們兩家前后為鄰。后來江澤慧當選省人大副主任，便稱我父親為“老鄰居、老領導”。在我們的印象中，江澤慧夫婦是本份的知識分子。1997年父親生病住院，江澤慧也去看望，仍稱“老鄰居、老領導”，并說“我家女兒和你家女兒還是同學呢！”
圖文：1980年5月陳庭元（左四）與小崗村包干到戶的嚴立學（左一）關友江（左三）等群眾合影（右四為陳懷仁、右二為葛濂）楊光華攝
1998年9月22日，江澤民總書記來到鳳陽小崗村視察，特意問起“大包干時期縣委書記陳庭元的情況”，時任縣委書記李耀才說：“后來擔任省人大副主任，現(xiàn)已離休在合肥居住”�？倳洉獾卣f：“哦，這樣安排還可以！”
圖文：1981年時期的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
記憶中，父親是一位直抒心臆，敢作敢為又適當、有度的人。他曾感慨道：現(xiàn)在官場上缺少秉正赤誠。為此，他堅持“真話不一定全說，但說的一定是真話”。
圖文：1984年8月29號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視察鳳陽,陳庭元向趙紫陽總理回報工作。
1982年5月，中央派出書記處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同志（副部級）來鳳陽任第二書記。當時翁的年齡只有三十出頭，在幾乎同時從北京下來任職的年輕干部中（如習近平、劉源），翁的級別最高。他到了鳳陽后，工作雷厲風行，后來又去嘉山縣任縣委副書記，同樣又是進行大膽的全方位改革，這在當時都是相當“超前”的。父親曾經(jīng)這樣真實地評價翁永曦：該同志如用到正確路線上，不得了……理論水平我們不如他。但他在鳳陽的做法太理想化，超前意識太強，基層工作經(jīng)驗嚴重不足�！备赣H告訴我（1995年3月間），1983年萬里同志利用全國人代會期間曾專門約他到人民大會堂談翁永曦的事（安徽省參加的有當時的省委書記黃璜等）。正好國務院副秘書長田紀云進來向萬里請示工作，萬里向大家介紹田紀云，并說：“馬上田紀云同志要選副總理，你們要投他票！”萬里問：“翁永曦同志在鳳陽干的怎樣？”我父親反映了一些翁不適合在基層做縣委書記的事例。萬里不悅地責問父親：“你怎么不早告訴我？”父親說：“我怎能反映一個副部級干部的問題呢？”萬里說：“你回去以鳳陽縣委的名義為翁永曦寫一個最好的評語，讓翁快點回到北京工作�！秉S璜插話說：“人才還是留給我們吧。”萬里又說：“翁永曦同志是我和老杜（杜潤生在現(xiàn)場）推薦去鳳陽掛職鍛煉的……回去快點把這件事辦好！”據(jù)說，后來鳳陽縣委為翁永曦寫了最好的鑒定評語。斯時，省委幾位負責人沒讓翁回北京，而讓翁改任嘉山縣委副書記了。翁在嘉山縣推出了一個全方位的改革方案，全文刊登在當時的“滁州報”上。今天看來，有很多改革是有先見之明、是正確的。傳說，當年一部《新星》電視劇中縣委書記李向南的原型就是他。有資料顯示，1980年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陳云同志認可的“抑需求，穩(wěn)物價；舍發(fā)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diào)整；大集中，小分散”的二十四字經(jīng)濟綱領，“原創(chuàng)”就是翁永曦同志。但他在嘉山任職時的思考以及推出的“改革”與之“二十四字”方針是迥然不同的。之后還有許多關于翁的故事，在此不作贅述。聽說翁永曦現(xiàn)居北京，是一位成功的商界人士。從他身上，我似乎“悟”到：是“人物”，就應該是“東方不亮西方亮”演繹者。至于父親與他共事、合作的狀態(tài)、對錯是非，我不做評價，相信自有公論。
1982年，我們家又搬回滁縣。因我小時頗為“頑劣”，母親管不了我，父親便把我留在鳳陽“嚴加管束”。父親清晨就出門下鄉(xiāng)，很晚才回來，有時晚上餓了，就搞點硬饅頭掰碎用開水泡泡吃。當時我太年輕，不曉得照顧父親生活。隔壁有位叫許邦友的鄰居，他愛人我稱王阿姨。王阿姨經(jīng)常做一點菜，燒點飯給我們吃，左鄰右舍還有點閑言碎語（因為受助的必竟是縣委書記家庭，總是有“拍馬屁”的嫌疑）。時隔多年，我父親還是非常感激這家好鄰居。其實，每個家庭都會遇到困難，表面的風光都是短暫的，這一點我體會尤為深刻！
1983年3月，國務院原副總理紀登奎來鳳陽調(diào)研。紀登奎同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報告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當時的情勢，是明確“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chǎn)到戶”的。期間還發(fā)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應中國對外友協(xié)邀請，美國友人韓丁也來到鳳陽縣農(nóng)村訪問。紀登奎任副總理時與韓丁是老熟人了！紀老得知后提出去蚌埠住兩天回避一下，待韓丁走后繼續(xù)他的鳳陽之行�？疾旖Y(jié)束后，紀老肯定了鳳陽的“大包干”。認為：這種辦法適合鳳陽，效果很好！過去自己的一些言行并不正確……并說：“向鳳陽干部群眾道歉！”紀登奎這種實事求是的品格，給我父親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說：“過去接觸上層也少，近距離接觸曾經(jīng)的風云人物，感覺平易，修養(yǎng)極其好！”
父親是一位真實、率性的人。聽鳳陽縣干部說，八十年代中期，父親帶著部分骨干去北京要“項目”，在遭到一位鳳陽籍中央干部的冷遇時，父親不屑一顧，轉(zhuǎn)臉就走。但還是想去看望萬里，便通過關系約見萬里，但因萬里公務在身，要等3小時后會見，父親為了趕火車，決定不等了。隨行人員不解，同時又很佩服：“有些人你別說讓他等3小時，就是等3天，他也會等的”——畢竟，見中央領導人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1984年，父親被免去行署專員，心情不悅。他說：“我并不是想當官，而是換的人并不比我高明，應該換一位文化水平可以，年富力強的人來干嘛……”平靜下來后父親曾對鳳陽一位干部說：“我這一生實事求是，只跟黨的正確路線走。做不來‘風派’人物。最后能問心無愧就行了！”
此后，父親就在規(guī)劃退休生活：在地委外面蓋個房子，屋前有一片地，可種菜、養(yǎng)雞、甚至養(yǎng)豬。但命運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1986年4月，父親當選為省人大副主任。真是“福兮禍所伏”，沒曾想1988年8月9日，父親的小兒子、我的弟弟陳耀在被人無辜打死！弟弟才18歲，當晚在滁州地委辦公樓門前草坪上納涼，沒有任何違法行為，連不道德行為也沒有，竟被警衛(wèi)班一幫人“練拳”致死！在這件事上，父親悲憤至極，但又表現(xiàn)得很人性，很理性！他說：“如果我兒子是為國捐軀，我沒話說；這算怎么回事？一個無辜生命就這樣被一群人葬送了！不值��！……陳耀安葬滁州公墓后，父親只去過一次，說“以后我不來了，死了也安葬此地”。弟弟的死，是父親一生的痛！在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時候，還時常念到陳耀�，F(xiàn)在父親和弟弟的安葬點相距不遠。也許父親是想，生前沒能給陳耀以庇護，死后再給以更多的照看吧！人生就是如此了，死，沒什么了不起，只要活的真實就行！
父親是個實在人，對名利看的比較淡漠，但涉及到事情的“真相”，他還是比較“較真”的。1997年元月，大型系列專題片《鄧小平》在央視播出，父親發(fā)現(xiàn)：當涉及小平同志支持農(nóng)村改革問題時，采訪的有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而到了鳳陽段落采訪，則不是當年的縣委書記，而是九十年代后的縣委書記。見此，父親少有地異常不悅，打電話責問當時的滁州市委副書記胡成功：“鳳陽農(nóng)村的改革‘突破’，我最清楚；我現(xiàn)在身體還好，腦子又不糊涂，為什么不采訪我？”而胡成功同志解釋說：“接待《鄧小平》劇組的是市委辦公室，具體原因我也不清楚……”后來聽相關知情者揭示“謎底”：“這個劇組的負責人是明光市人（明光市原為‘嘉山縣’，屬滁州地區(qū)），他是故意這么安排的�！眱�(nèi)中緣由，父親也就不得而知了。
后來，父親對此感慨有言：“我不是一個計較的人，這事一般說說也就算了，可這是在中央電視臺向全國、全世界播發(fā)呀；向人們傳述一段不確切的歷史，是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是罪過哦……！”
還有一件不得不說的事——1982年中央新聞紀錄制片廠王映東導演來鳳陽拍一部《來自農(nóng)村的報告》記錄片。片子準備公映時，先給安徽相關領導審看。片中馬湖公社書記詹紹周一句話（同期聲）“地區(qū)點了我們的名”，領導認為不妥，要求將此刪掉，而王導堅決不允，由此引來了一系列“麻煩”。其實，事情很簡單：1978年6月21日下午滁縣地區(qū)召開廣播大會，點名說“馬湖的聯(lián)產(chǎn)責任制是方向問題”，這給當時的馬湖公社書記詹紹周帶來不小的恐慌，片中那句“地區(qū)點了我們的名”就是詹的“實話實說”。對這句話，父親也認為“沒什么意思”，就跟王導商量：“把那句話刪了吧？”但王導是位極其認真、執(zhí)拗的人，他說：“你陳書記不該講這樣的話；如果詹紹周說的不屬實，我就刪……”1998年，我代表父親到北京王導家中看望，他仍跟我說了許多關于這場風波的事，還有鳳陽小崗村“十八顆紅手印”的真假之爭……為什么我要提及此事呢？因為這件事并不復雜，而是被“人為”地搞復雜了！我父親曾說：“詹紹周同志這句話，是他的自然流露，沒有任何人教他；詹紹周這人‘能’的不得了，還要人教嗎？；因為文革剛過去，在當時說一些‘不甚出格’的話是當領導的一種策略。”對此，我相信父親，因為他是一個說實話的人。后來，王導還為此事給父親寫過幾封信，傾述煩惱�，F(xiàn)在，王映東也已辭世。作為后人，我有責任還原事情的真實。
父親曾跟我談心說：“我一生中最‘順心’的就是在鳳陽主持工作幾年！中國農(nóng)民是世界上最老實、最好的農(nóng)民；過去受那么多苦，現(xiàn)在剛好一點，一有飯吃，還是說你共產(chǎn)黨好！ 1980年廣大社員面對農(nóng)業(yè)連年豐收的景象，深有感觸地說：“中央領導英明，黨的政策愛民，干部開竅了，早叫我們這樣干，早好了”。父親說：“這些話都深深感動我，這真正體現(xiàn)了干群之間的魚水之情呀！”
1997年2月11日，一位滁州的工人朋友春節(jié)來看望父親，吃完中飯父親說他去午休，工人朋友坐了一會要趕回滁州，說是要與父親道別一下，進了臥室看到父親摔倒在地不能說話，趕緊送往安醫(yī)，晚上就昏迷了（腦出血，昏迷了一個多月）。期間，時任省委書記盧榮景、省長回良玉和汪洋一道，以及王太華、孟富林及老領導王光宇、鄭銳等都親臨看望，時任省委組織部長喬傳秀也兩次慰問。日后，我們寫報告請求組織出面，將姐姐調(diào)往合肥照顧父親，喬部長做了決定性的批示，為我們?nèi)医鉀Q了燃眉之急。2月19日，鄧小平去世，我們在病房看護父親時聽廣播得到的消息。期間，父親仍是昏迷狀態(tài)。3月下旬，父親醒過來第一句話就問，鄧小平不在了吧？我說，你怎么知道的？他說：“我有感覺，到底是不是？”我說：“是……”。我暗忖：人昏迷了一個多月，怎么會知道的呢？想想真是有點奇怪！這次大病，沒能奪走父親，并且很快康復，雖然腿腳不利落了，但還能出去走走，算是健康地生活了7年。這7年，父親算是幸福的！
199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周年，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要做一檔大型紀念節(jié)目，打了幾次電話邀請父親去北京參加節(jié)目直播，父親都婉言謝絕。我曾試圖勸他參加（因為我是電視工作者，知道此類節(jié)目的影響力），但都沒能成功。選擇去與不去是他的自由。我理解，他覺得“活的個性一點”可能更愜意、更可貴。
2003年9月，《中國改革》雜志社發(fā)起的評新時代“改革之星”活動，在上海頒獎，請父親參加。我們考慮：身體不好，就免了吧？可父親許是太寂寞了，執(zhí)意要去，“非去不可”！到了上海，他看到了老部下姜玉峰，更見識了上海的巨大變化。這是他一生中參加的最后一次社會活動。此后，父親的健康狀況便每況愈下了。
2004年春節(jié)過后，父親到安醫(yī)檢查身體，發(fā)現(xiàn)胸腔有點積水，其后又被發(fā)現(xiàn)腹腔有水，父親對此倒是坦然：“我也不想活多，再活三年就行了。” 2004年7月7日，我愛人生了個男孩，我有了兒子，父親有了孫子……父親在醫(yī)院得知消息后格外高興。精神有了支撐，與病魔做斗爭的信心也增強了。我們也勸慰他：你又沒得癌癥，有什么理由不活下去呢？！我給兒子起了個有寓意的名子，取《史記.高祖本記》里“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中的兩個字，即“瓴竹”。我們把陳瓴竹抱到醫(yī)院給父親看，幾個月大的陳瓴竹看到父親竟然不哭！……血親之妙真是神奇��！我母親欣慰地說：“老頭子，你死不掉啦！”此時，我忽然覺悟，“盡孝”應該趁早！
隨著陳瓴竹的成長，父親只要一看見孫子，什么病痛都會有“暫時的忘卻”，笑容滿面，眼神始終不離開他。父親多次跟我講：要好好喂養(yǎng)，這孩子挺聰明的，有培養(yǎng)前途……這是陳家唯一的“后”！并跟兩個女兒說：“陳瓴竹的成長，你們也有責任，不但要出力，還要出錢！”我記憶中一個最深刻的畫面，就是父親離世的前兩天，我?guī)ш愱仓袢ナ×⑨t(yī)院看望爺爺，陳瓴竹爬到病床上趴在爺爺身上，父親深情的抱著嘴對嘴地親了一下！這個畫面永遠定格在我腦海里。直到現(xiàn)在，我兒子路過省立醫(yī)院，還會說“爺爺在里面住院”。但他納悶：爺爺怎么老不回家呢？后來有人教他說“爺爺去天堂了”，他也似懂非懂，像是有點“明白”了。
父親老了，父親病了，但父親的腦子一點不糊涂。他不再像那“奔騰的大河”了，而是像那高山上的“平湖”，靜宜、安詳、深遠。他常對我們、也像對自己說：“知恩不報非君子，有恩不報枉為人”；“靜坐常思己過，閑談莫論人非”。他時常提醒我們，應該去“XXX、XXX”家看看，因為這些可敬、可愛的人，大多是在我父親“落難”或是我家遇到重大變故時，同情、幫助過我們的人。其實人老了、有病了是最可憐的！是最需要親人，特別是子女無微不至的關懷!
人生無常。人，可能會在“不經(jīng)意”中與“死神”晤面的。2007年春節(jié)，父親精神明顯不好，先是在省人大醫(yī)院住院，好一點又回到家中。3月25日，父親突然全身發(fā)抖，吐了一些豆沙色的東西，在半昏迷狀態(tài)中送到了省立醫(yī)院，經(jīng)搶救又恢復了過來。第二天早上省人大同志前來看望，父親精神卻異常地好(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回光返照”吧！)之后一個星期，父親幾乎沒吃東西，平靜地躺在病床上，病魔在悄悄地吞噬著他！斯時，我在單位連續(xù)工作三天后，晚上去醫(yī)院看望，他讓我回家休息。我知道，父親的“時日”可能不多了，自然是不敢明說，又不忍離去，但他仍是催促道：“回去吧，沒事”！4月1日晚7點多，我喂他豆?jié){時，突然又噴吐出豆沙色的東西，經(jīng)化驗是血，便趕緊報知省人大領導。須臾，秘書長郭萬清等前來探望，并決定即送ICU病房。晚上10點多，黃岳忠副主任親臨看望。那一夜，我在病房外聽父親整夜地叫著我母親：“老繆、老繆……”現(xiàn)在看來，ICU（特護）病房不準家屬陪伴，對一個臨終病人來說，是很不人道的……嗚呼哀哉！
2007年4月2日下午3：00，我們家人獲準進入ICU病房探視。這時的父親意識清醒，但已不愿再多說話。偶爾地，似是自顧自地反復念叨：“戲演完了，退場！”又過了一會說了兩次“結(jié)束耕耘！”——也許，他是在中國農(nóng)村改革這臺“活話劇”中不經(jīng)意扮演了一個“角色”，他演得太累了，知道應該“謝幕”了！4月2日晚11點左右，父親被一口痰睹住，護士找值班醫(yī)生，醫(yī)生竟然不在崗（后來是從樓下跑上來的）。之后，父親的生命指癥急轉(zhuǎn)直下，按特護病房停止搶救的時間算：4月3日凌晨3：00，父親在冰冷的搶救中告別人世！此時此刻，我覺得醫(yī)院就是“世界上最冷漠的地方”——此感絕非言過其實！我怎么也沒想到“結(jié)束耕耘！”竟是父親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
是啊……父親從大地走來，在土地上“摸爬滾打”82載，再以他無愧的人生“成績單”，向生他養(yǎng)他的土地匯報。
2007年4月7日，在父親的告別儀式上，時任省委書記郭金龍、省長王金山、省政協(xié)主席楊多良、省委副書記王明方、省委組織部長段敦厚、在任的省人大領導和卸任的老領導如王光宇、魏心一、李廣濤（都是九十多歲高齡）等，都親臨吊唁。我想，這應該是對父親“業(yè)績”的肯定，也是對人品的認可。我們?nèi)叶挤浅８屑ぁ?/span>
在告別儀式上，郭金龍書記握著我母親的手說：“陳庭元同志當年任鳳陽縣委書記期間，冒著風險支持、率領群眾搞‘大包干’，確實了不起！我們會永遠記住他�！备赣H“走”的還算“體面”。遺憾的尚有幾點，一是沒有通知張勁夫、黃璜、王太華、張平等同志，因為父親1997年昏迷住院時，王太華同志曾對安醫(yī)院領導交代：“陳庭元同志是有貢獻的老同志，如果是80多歲，我就不多說了，現(xiàn)在是70多一點，你們要全力搶救，不但要搶救過來，還不要留下后遺癥，否則會給家庭帶來太多的困難！”此番話，我們?nèi)腋心钪两�。二是汪洋、張平在調(diào)離安徽前都曾對父親及全家很是眷顧，而父親對他們也是推崇有加的！
最為缺憾的是：父親去世后，我們請省人大通知萬里，后據(jù)省人大“老干處”同志說，通知到了萬里秘書，其后竟沒了回音，究竟何故，頗費揣測……因為父親與萬里有太多的關聯(lián)，萬里也是十分看重舊情的人�。「赣H的告別儀式上沒有萬里送的花圈，著實是個很大的缺憾！
作為晚輩，我從父親身上學到了“承受”，更學會了“感恩”！
2008年12月18日，以父親陳庭元為原型的數(shù)字電視電影《十八個手印》，在央視六套播出，這是我們?nèi)椅丛系降氖虑�。在中國空前富足的今天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日”來再現(xiàn)中國農(nóng)村的“曾經(jīng)”以及為擺脫苦難而不屈奮斗的人和事，實在是“科學發(fā)展觀”的藝術(shù)顯像。片中主人翁、縣委書記“陳開元”（取“開元紀年”之意）就是父親當年的“濃縮版”。荀子曰“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
錯誤到頭了，真理就開始出現(xiàn)了。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曾說：盡管這時（七十年代末）黨內(nèi)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nèi)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胡德平對“先知先覺”也有過一個“白話式”注解：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中國改革的每一步，莫不是如此前行呀！
當我考慮應該收筆的時候，想到了溫家寶總理08年9月23日在美國紐約會見政商界人士的發(fā)言：“……請看看那些所謂的偉大的人物，他們現(xiàn)在都到那里去了？都煙消云散了！有的成為故事，有的甚至連半個故事都算不上”；“物質(zhì)畢竟是有限度的，精神的價值遠遠大于物質(zhì)，它是任何東西所不能替代的；“人會隨著時光而煙消云散，但浩蕩精神正氣卻能長存乾坤天地之中，光照千秋后來”。
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時。父親是為土地而生的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我在編這本書的時候，從父親的人生經(jīng)歷中深深感悟到公仆對主人的態(tài)度，實在應該是“不能麻木，不能冷漠，不能強橫”；公仆對主人的服務，真的應該是“不能厭煩，不能敷衍，不能欺騙”。若將這些細化成點點滴滴，記在心頭、落到實處，就會感染社會、造福人民，成為群眾的主心骨、鐵靠山；就會少出事、多成事，干好事；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對此，我雖不能及，心卻向往之。
2009年6月6日
改于201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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