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科學告訴我們，人和宇宙原本就是一種偶然性的產物。生死一瞬間，既不可能重復，也不可能保持個體生命的永恒。大凡意識清楚之人，都深知有一個“向死而生”的終結，但這卻并不會導致人人都坐以待斃，等著死亡的來臨。人不僅試圖去追溯一種人類何以出現的開始，而且也為自己不確定的未來設定了諸種的理想狀態(tài)，并意圖要為這種理想的狀態(tài)而活著。因此有了人們生活、奮斗以及“在一起”的文化，理想在這一點上既是使人能夠粘連在一起的堅定信念，同時又是讓人行動起來的巨大力量。
重建文化比重建社會更為根本
這種理想的文化存在無疑與共同體意識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其中的原因很簡單，社會本身建立在一種“分”的基礎上，而文化作為一種理想存在，它是建立在“合”、“和”與“同”的基礎之上。在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這并不會妨礙共同理想的形成，其所仰賴的便是信念借助文化而“散發(fā)”出來的一種凝聚力。在此意義上，重建社會遠遠不及重建文化來的更為重要。因為從社會的本源上看，社會的構成往往是建立在其構成諸要素之間不斷分化的基礎上。當然，這種分化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可言，很多時候高度分化的社會，其社會秩序似乎更為牢固。反倒是沒有任何分化的社會顯得問題重重，缺少行動的動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分化就是一種社會應該有的理想。恰恰相反，社會仰賴的不是分化而是某種共同的理想，并由此相互團結起來。這可能是超越于一般社會秩序意義的文化秩序，它帶來人心的安定以及社會諸要素之間的和諧。在涂爾干的社會理論中，這便是一種表現集體存在的集體表征。
互惠關系成為分化社會的理想道德
如果說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礎上的互惠，那么可以說先于社會存在的人性一定是建立在相互猜忌的基礎上。即便不去讀霍布斯的《利維坦》，我們也可以清楚，至少對于尚不知群居為何物的原始人類而言，情形大體是這樣的。另外，從一般動物之間相互不信任的攻擊性行為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人毅然決然地擺脫了這種動物性的人性而選擇了社會性的人性，可以說，如果沒有這種社會性的人性，人的安全感是無法真正得到保障的。面對一種生活并不能完全自給的現實處境，人選擇了合作而不是沖突。作為社會構建的理想狀態(tài)，人們學會了放低姿態(tài)去和原本處在敵意狀態(tài)之中的陌生人打交道，讓出自己之所有。不過，在這個過程中，給予的一方也從這份友善的關系中得到了意外收獲，對方禮貌的回禮也同樣補充了自己之所無。相互之間禮尚往來的互惠關系因此穩(wěn)固地確立，這構成了社會共同體得以真正確立的重要思想和文化來源。但人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意識地去強化這種互惠關系，使之成為日常觀念的一部分。它因此而被提升至一種理想存在的狀態(tài)。我們稱之為禮的文化，其真正含義便是指互惠的關系成為了社會差異分疏中人們共同追尋的一種高尚理想。
由此便有了對于共同意識加以塑造和實踐的共同體的出現。人們作為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選擇自身的價值認同，凝聚團結性力量，這些會通過共同體的周期性的儀式活動表現出來。它因此是以社會的一體性呈現出來的，而非體現出社會多元分化的一面。社會的景象可謂是一種肉眼即可以辨識出來的具有差異性、多樣性、鮮活性以及復雜性的存在，但這還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借助符號表現出來的�？梢哉f，任何社會都會有某種文化的存在。因此，任何社會也都必然會有借助文化而體現出來的一體性符號表征，那就是我們要捕捉的文化本身。它是無意識的，需要人類學家的解釋。
世界文化轉型大背景下文化就是理想
人是世界上最能體會到自然一體性存在的物種。人一方面生活在多樣性的世界中，就如原子一般存在。人又不同于原子，會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存在的限度以及可以耗費的能量有多大，同時也是其身體的限度所在。顯然，人必然知道自己的最后歸宿，恰是這種意識，使得人和人之間有了能夠建立起共同意識的文化基礎，希望借此合作與團結找尋到逃避生死輪回的最為可能的救贖之途。科學家告訴我們，在浩瀚的宇宙中無法找尋到上帝或某個神靈的身影。但這并不意味著上帝和神靈觀念留下空缺便可以一直空缺下去，其必然會被社會中的文化觀念所創(chuàng)造出來新的表征所占據。
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學家需要站在文化高位思考作為整體的人類自身的生存處境。無疑，面對當今世界文化轉型的大背景，人類學應成為一門真正有擔當、勇于去探索、真正有他者關懷的學科。文化在此意義上就是理想，就是共同體，就是人們心中久已缺位的神靈，也就是人和人在一起尋求并想象的一種人類美好存在狀態(tài)。它需要人類學家對此狀態(tài)產生的過程加以追溯，那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文化及其意義�？梢哉f，這樣一種主張和文化價值倒逼中國人類學走向理想人類學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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